达达曾试图以荒诞拆解理性的空壳。荒诞在当时不仅是一种姿态，也是一种方法：它中断秩序，冒犯逻辑，试图通过失衡重新唤起感受与判断。现代人同样继承了这件武器，并曾对它寄予期待，希望借由对权威的消解与对意义的悬置，重新逼近现实。
但在持续的使用中，武器先发生了转向。它没有继续指向外部结构，反而逐渐回落到个体内部；它也失去了原本坚硬、锋利、具有明确阻力的形态。像一只蟹被剥去外壳，危险与防御一并消失，只留下内部柔软、裸露、可被直接取食的部分。荒诞不再承担揭示与穿透的功能，而被还原为一种更易入口的质地：轻盈、刺激、便于消费。它不再要求人停下来，也不再要求人承担理解之后的重量；它只负责迅速发生，然后迅速结束。
随后，问题并没有消失，只是失去了被看见的机会。它们仍然停留在原处，与未被安放的情绪、迟迟不能成形的判断、不断退化的感知堆叠在一起，缓慢沉积。反讽、玩笑、解构、自嘲，则像覆盖其上的一层薄膜，使表面维持轻巧、流畅、近乎无害的完整。偶尔也会有轻微的变化从内部漫出来，像密闭太久之后空气里浮起的一点酸意，但那通常不足以构成警告，更像某种背景的一部分。
在这一过程中，人并未停止活动。相反，人照常表达，照常观看，照常被短促的刺激激活，照常在密集的信息与快感之间切换。多巴胺成为一种即时回馈机制，用来填补物理上的间隙、生理上的迟钝，以及精神上持续扩大的空白。问题因此没有被解决，只是被延迟、覆盖、转移。像一间长期潮湿的房间，墙面反复粉刷，内部却始终在生长霉斑；又像一具被妥善安置的尸体，外形尚且完整，内部却早已开始缓慢松动。
变化并不剧烈，因此也更难被命名。一个人先失去对痛苦的辨认能力，再失去对空白的忍受能力，最后失去对自身变化的描述能力。抑郁、暴躁、善变、虚无，并不总是突发性的断裂；更多时候，它们只是迟缓显现的结果，是长期麻木之后自然留下的表征。人依然生活着，只是感受正在变薄，判断正在后撤，内部逐渐空心化。
于是，“活着”开始成为一种外观：可以行动，可以回应，可以消费，可以维持稳定的社会功能，却越来越难以确认自身是否仍保有真实的感知。死亡并不作为事件到来，而更像一种持续发生的撤离：安静，日常，没有戏剧性，甚至没有明确的分界。人只是慢慢地从自己内部退场，留下一个仍在运转的轮廓。
不过，这大概也不妨碍明天继续。